但如果要求把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和训练，变成了法学教育的主流，而传统法教义学则变成了法学教育的旁枝，甚至将社科法学看作法学教育的主流范式，他们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太过了。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随其不断的现代化而不能形成法治社会，那么该社会就不可能继续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这类主题的核心就是中国法理学通常所谓的法的价值的那些命题。
但是，法的理想的命题不是关于法本身是什么的问题的命题，而是关于法作为一个存在者的理想的命题，因此，它是超越法本身是什么的问题的命题。其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英国法律应该被形塑所依据的伦理理由进行探究。如果后者不存在，社科法学既不可能存在进而当然是无意义的。作为知识体系的部门法学，它不仅要运用概念理解、解释或研究特定国家现行有效的实在法，而且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运用概念以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法理学与裁判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面向，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断然区分……法理学是裁判的总则部分、是任何法律决定的无声前言。
这个起码共识是中国人在理性观念上必然达成的关于完善人性的观念。随着生活世界越来越理性化，生活历史越来越个体化，个人越来越自主化，生活形式越来越多元化。为了避免国家治理无效或失败，必须加强社会整合。
为了奠定这样的基础，国家治理必须形成国家治理体系，而且，在这个体系中，还要保持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四川省委也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就是恩格斯创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动因。施米特在此所说的采取行动的法权，本质上就是领导权。
尤其是在执法、司法活动中，服务人民的法治实践随处可见。按照汉代王充的二元划分，商鞅期待的法治，不妨称之为秦国式法治，与秦国式法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还有一种法治，那就是魏国式法治。
尊重人民在法治领域的创造，建构为人民服务的法治，都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从这个意义上说，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堪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构方案中的一根主轴。譬如，法律应当具有一般性、应当公开、应当清晰、应当避免内在矛盾、应当保持稳定，法律不应当溯及既往、不应当要求不可能之事，等等。
简而言之，某种事物的德性，就是保障这种事物状态良好、活动良好的品质。一方面，通过法治体系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疏云：‘民、人，散虽义通，对宜有别。譬如说，在秦国的商鞅看来，如果法治能够实现富国强兵，那么，法治就是有德性的。
结合这些注与疏，可以更好地理解皋陶的核心观点：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德性，德性的实践要点主要是知人与安民。无论是制定民法典，还是建构现代法治，都要联系历史。
譬如，既要推动经济增长，也要改善生态环境，但是，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领域各有自己的目标定位。因为，法治可以约束社会共同体内的所有部分、所有群体。
在现代法治建构的任何环节、领域、层面、维度，都应当遵循人民至上的德性准则。这种共治或综治的运行技术，在皋陶身后的数千年间，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演进过程。根据2021年的报道，基于对法官职业的挚爱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她在矛盾纠纷最前沿的人民法庭一待就是18 年，用自己的坚守和担当，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司法为民的感人故事。另一方面，建构为人民服务的法治。中国现代法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治？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譬如说，富勒立足于西方传统，把欧美现代法治的相关要求概括为：第一，法律具有一般性，可以将此表述为一般性要求。那以，德性又是什么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德性既不是感情也不是能力，那么它们就必定是品质。
另一方面，运用法治共识凝聚社会共识。委员会在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重大问题上居于牵头抓总的位置，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站好位、履好职、尽好责，主动谋划和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
至于国家乱，则表征了国家治理的失败，国家乱是法治衰败导致的消极后果，是法治衰败结下的一枚苦果。又据《尚书·五子之歌》，太康是禹之孙、启之子，到了他当政的时代，他身处尊位却不履行职责，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德性，众民都怀有二心。
透过马克思的批判（详后），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推论：历史法学派已经把历史意识内化成为自己的理论自觉。（二）作为法治德性准则的人民至上及其文化渊源 如果把法治德性理解为让法治变得更好、让法治性能变得更优的品质，那么，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关于法治德性准则的选项，就是人民至上。
恩格斯确信摩尔根的这本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结论。案秦之强，肯为此乎？六国之亡，皆灭于秦兵。在相当程度上，这个法治体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法律化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已经包含了强烈的历史意识。
如果说，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可以通过抽取各国法治现代化的最大公约数（譬如正当程序、人权保障）来呈现，那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问题。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去思考，研究提出战略性、前瞻性的方案。
最后，思考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法治的构成要素。中国宪法序言作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起点，它既是一篇承载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形成的现代法治文献，它直观而生动地诠释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历史意识及其在中国现代法治建构方案中的地位。
关于党的组织制度与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十条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曾经批判过历史法学派：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使自己对起源的爱好达到了极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党对法治的领导到底如何展开？回答是：党对法治的领导有赖于党领导法治的体制，亦即法治领导体制。譬如，司法过程中的说理或论证，就可以归属于法治的运行技术。在中国现代法治的运行技术层面，内容极为丰富。从思想基础来看，早在1988年，邓小平对这样的领导体制已有原则性的论述。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法治所具有的这种基础平台的功能，也可以体现法治所具有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这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理论旨趣，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从四个方面予以描述。《诗假乐》云：‘宜民宜人。
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为了防止各行其是，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既是一个法治方案，但同时也具有明确而强烈的政治属性，因为，在每一种法治的背后都有一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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